刘德华，男，湖南益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科学文化和科学教育。 夏 青，女，湖南长沙人，博士。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 科学的批判性是科学研究活动的内在特性。对于科学的批判性，雅斯贝尔斯有过深刻的评述：“科学的最大特性是怀疑和质问一切的精神，对事物进行谨慎而有保留的判断，并对这一判断的界限和适用范围进行系统检验。”[1]112杜威也曾指出：“由平常的思想态度转变为科学的思想态度，伴随着停止想当然地接受某些东西，而采取一种批判的、探究的、测试的态度。”[2]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认为，如果批判性的思维习惯在一个社会中普遍化，那么它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它是对付生活中问题的方法，是反对错觉、欺骗、迷信以及误解我们自己和现实环境的唯一保证，正所谓“批判性能力教育是唯一真正称得上培养好公民的教育”[3]。 “批判”一词的英文criticize从词源上看，是“基于标准的有辨识能力的判断”[4]。20世纪90年代，美国哲学学会达成的一致意见是：批判性思维是有目的的、自我校准的判断。这种判断导致解释、分析、评估、推论以及对判断赖以存在的证据、概念、方法、标准或者语境的说明。批判需要发现缺陷或问题而具有否定性，但是，它也为信念和行为进行理性奠基，为人的创造性思维而打破偶像和教条，扫清思想上的路障，因为具有建设性。 批判必须有批判的对象。从批判指向的目标看，科学的批判性表现在四个方面：对生活世界中经验常识的批判，对非科学领域思想观念的批判，对科学自身的批判，对科学技术及其影响的批判。即通过对生活世界中经验常识的批判而获得科学的认识；越出科学领域，对非科学领域的宗教、迷信以及伪科学等方面进行批判而解放人的精神世界；对业已存在的科学概念进行批判从而促进科学的进步或革命；对科学导引下的技术所产生的多重影响进行批判，为科学的发展护航，并为科学的合理性存在进行辩护。 一、对生活世界中经验常识的批判：超越前科学的局限 科学源自生活，科学的批判性首先表现在对日常世界中经验常识的批判上。生活世界中的常识作为广泛的、长期的、经验的产物，是在最实际的水平上进化而来的对环境的适应，是人类生存的一种重要手段。 瓦托夫斯基在关于科学思想的起源和概念基础的历史考察中，以科学的来源——常识性知识——为基本参照系，突出地强调了科学的批判性特征。他说：“常识的特点就其真正的本质而言，是非批判性的……批判的出现成为由常识向科学转变中的关节点。”[5]87就科学发展的历史而言，对常识的批判是科学发生的最初形式，在科学本身的基础上，铭刻着它同普通经验、普通的理解方式以及普通的交谈和思维方式的历史连续性的印记。科学原初的批判性表现在将经验常识作为反思的对象。“科学和常识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科学命题的明确性和可反驳性，在于科学的目标理所当然具有自觉的和审慎的批判性。”[5]11 对科学知识增长作过哲学探究的波普尔(Karl R. Popper，1902—1994)把科学态度概括为批判的态度。他认为，有没有批判的态度是前科学和科学的分界岭。前科学充斥教条信念和教条思维。瓦托夫斯基和波普尔的思考都揭示了科学与常识的关系，提出了科学对经验常识的批判性，反映出科学源自生活世界又超越生活世界的哲学观念。这意味着现代教育中的个体作为生活的主体，都可以通过对生活世界中经验常识的反思而养成批判性的科学精神。 二、对非科学领域中思想观念的批判：解放人的思想 科学的批判性其次表现在对非科学领域中思想观念的批判，如对宗教神学、迷信观念和伪科学思维等的批判。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是革命性的，成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普特南就称科学“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爱因斯坦曾明确指出：“科学对于人类事物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都熟悉的：科学直接地、并且在更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尽管草率看来，这种方式好像不大明显，但至少同第一种方式一样锐利。”[6]这里的第二种方式意味着科学在解放人的思想方面的作用。 历史地看，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联手向无知与迷信、封建专制、宗教神学进行了广泛的批判。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先后把人从高贵的神性地位拉回自然的怀抱，使人从神坛上走下来，动摇了宗教神学的思想基础。爱因斯坦曾指出，哥白尼对于西方摆脱教权统治和学术统治枷锁的精神解放所做的贡献几乎比谁都要大。比利时解剖学家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纠正了被收入《神学大全》的盖伦解剖学错误两百多处。维萨里用解剖学事实揭示出了不同于世俗与宗教教义的生理学知识。教会宣扬的可使人死亡后得以复活的依据——复活骨纯属子虚乌有。 在法国启蒙运动中，科学对非科学领域的批判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现。培尔指出，宗教神学、形而上学都是理性不能理解与接受的东西，“荒谬性正是宗教神秘主义的本质”[7]。丰特列尔进一步考察了被基督教奉为教义基础的所谓“神迹”的历史起源，以客观的事实和理性的论述为基础，指出上帝与人世无关，否定了人格化的上帝。伏尔泰的社会政治观、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代表着政治学和法学领域受科学的影响而发生的革命性转变。伏尔泰在《哲学通信》和《牛顿哲学原理》两部著作中将牛顿的理论、方法、原则加以哲学化、通俗化，以凝聚着十六七世纪科学革命的思想精华为武器，把科学的批判引入到社会政治等非科学领域，有力地阐释了启蒙运动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口号。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学派认为，科学不仅能合理地阐明自然现象，而且也能以科学的精神、原则、方法分析批判各种社会问题和心理现象。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就连书的标题与结构，如社会静力学、社会动力学也都完全“牛顿化”了。 以17世纪英国的霍布斯、荷兰的斯宾诺莎，18世纪法国的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哈等为代表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出现，以及从康德开始，中经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的德国辩证法理论的发展，也是在牛顿力学体系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也都深深地打上了近代科学的烙印。哈贝马斯“对文化采取的批判方法深深扎根于科学传统”。科学文化内蕴的批判精神总是不断地越过科学的边界进入非科学领域，从而把科学批判的锋芒，引向人类精神生活的更广阔领域，影响并推动着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文学等领域的创新。在近代的中国，也正是因为科学具有如此巨大的解放思想的力量，科学才成为“五四”运动的一面旗帜，并泛化为一种价值信仰体系，具有无上尊严的地位。胡适在1923年的“科玄之争”中指出：“自从中国讲变化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8] 三、对科学自身的批判：促进科学的进步与革命 科学的批判性也表现在对已有科学概念或科学体系提出质疑，“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9]任何科学理论如不进步， 就会蜕变为某种教条。科学自身的进步与革命需要科学内部的不断批判。 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从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分析了科学活动内部的批判性。他针对传统的归纳主义，认为科学理论不能被证实而只能被证伪。科学的进步在于不断批判旧理论，不断清除原有理论中的错误。波普尔提出了科学进步的“问题、猜想、反驳、问题”的模式，他认为：“应该把科学的发展看成是从问题到问题而不断进步的。随着这种进步，问题的深度也不断地增加。”[10]恩格斯也曾肯定地说过：“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渐消除或者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论的历史。”[11]科学史上，哥白尼、伽利略、拉瓦锡、韦勒、达尔文、爱因斯坦正是由于分别对当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托勒密体系、亚里士多德力学、燃素说、唯生命力论、上帝创世说以及牛顿力学体系等种种学说提出了质疑的目光并进行了理性的批判，才建立起“比较不荒诞”的新理论。 库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对传统的科学观提出了挑战。在他看来，科学的发展既不是单纯的知识积累，也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者否定前人的知识，科学的发展是从前科学时期开始，经过常态科学、反常、危机、革命达到新的常态科学。科恩1985年出版的《科学中的革命》阐述了科学革命的四个阶段和判断科学革命的四个标准(1)科学革命的四个阶段是指科学家个体自身的批判和创新活动、写出研究纲领、朋友之间私下里的交流和公开出版的传播。科学革命的四个标准是概念的根本性变化，标准的或已经被接受的解释规范的彻底更迭，出现新的假设、公理，可接受性知识的新的形式。参见：库恩著、鲁旭东等译：《科学中的革命》，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3～63页。，并以此作为分析框架，结合从17世纪到20世纪这400年间科学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考察了历史上的科学革命以及人们对这类事件的认识，认为并非所有的科学革命都像库恩所说的那样源自危机。他认为，诱发科学革命的因素既可能是新的理论或新的发现，也可能是现有信息的新的综合或应用范围的扩展，或是新的研究方法或仪器设备的发明。科学革命是科学进步的一种形式，是科学理论体系的根本性变革，是观念形态的转变，其结果将导致科学图景的彻底改变。 拉卡托斯既不满意波普尔的否证主义，也不满意库恩范式的模糊性和选择范式的非理性标准。他认为，波普尔和逻辑经验主义者把注意力只集中到证据的支持和反驳上，不能揭示科学的合理性，而库恩等人的科学革命观没有为范式的选择提供客观的标淮，陷入了相对主义。为了强调科学发展的连续性和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拉卡托斯提出了研究纲领模式，强调科学理论发展的不断自我完善。拉卡托斯认为，一个科学研究纲领都有一个“硬核”，“硬核”是一个科学理论的核心，“硬核”是不可反驳的。在“硬核”的周围有—圈“保护带”，“保护带”由一些辅助性假说构成，新发现的“反常”只对“保护带”里的辅助性假设产生影响。这样，反常性的反驳就不会传导到“硬核”。当然．如果纲领不能再预见到新颖的事实，可能就必须放弃其“硬核”。换言之，“硬核”在某种条件下是可以崩溃的。 上述三种关于科学进步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对原有理论的质疑与批判，通过批判促进科学的进步，只不过表述的方式有所不同。在波普尔那里是对原有理论的证伪，在库恩和科恩那里是范式的变革，而在拉卡托斯那里则是“保护带”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都可以称为“科学革命”。 四、对科学技术及其影响的批判：为科学的合理性而辩护 科学的合理性受到三方面的夹击：一是因科学技术的滥用和误用而怀疑科学的价值与科学存在的合理性；二是科学在近代以来的发展衍变成科学主义挤压了人文文化，从而遭到人文学者的误解甚至诋毁；三是现代迷信打着科学的旗号从外部败坏科学的名声。因此，需要对科学技术的应用及其影响、科学主义思潮和反科学思想以及伪科学等加以批判，为科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合理性的辩护。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更需要科学界内部对技术及其影响加以批判和价值澄清，为科学的合理性存在加以辩护，提升人们把握科学发展方向的能力和动力。 科学是知识系统，不同于技术，它既不同于经验层面的技术，也不同于科学层面的技术。技术是行为系统，现代科学技术发明是运用科学理论的过程，是改造世界的手段。严复在《原富》一书的按语中写道：“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梁启超在《学与术》一文中曾说：“学也者，观察事物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现代话语体系把科学与技术缩写成“科技”，模糊了科学与技术的差异。这一模糊混淆了科学与技术影响的差异。丁文江曾辨析科技影响与科学的差异，认为工业发达是科学的结果之一，但实验室和工厂具有质的不同：“实验室是求真理的所在，工厂是发财的机关。”[12] 卢梭、韦伯、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等人都曾揭示和批判过科技所造成的问题与危机，对科技背景下人类的命运表示极大的忧虑。马尔库塞说：“单面思想是由政策制定者及他们的大众信息筹办员们系统地促成的。他们的论域为自明的假说充斥着，这些假说经过不停而独占性的重复，变成了催眠的规定或命令。”[13]马尔库塞正确地指出，以现代技术武装起来的大众媒体压抑人的批判性，造成单向度的人。在他看来，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工业化并没有带来人的解放，相反却使科学技术自身成了全面统治人的工具，带来了对人性的更深的压抑。技术实现了对人最全面、最彻底的控制，人创造的技术反过来控制人、奴役人，技术的异化使人在生产和政治领域变成了可以像物品那样进行计算和控制的客体。“单向度的人”已丧失了“批判的”或者说“否定的”向度。科学技术成了“一种阻碍人们去发现社会危机之真正原因的形式”。科学技术被推向了人文的对立面，科学存在的合理性受到广泛的质疑。科学与技术尽管有关联性，但毕竟不是同一事物，对技术的滥用和误用需要加以批判，但是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仍需要提倡与培植。 在哲学层面，科学主义将科学视为唯一或最有价值的知识，普特南已注意到了这一点：“科学的成功把哲学家们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致认为，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可能性。”[14]科学接受着人类盲目的赞颂与膜拜，享受着过分的尊荣，其日益显现的霸权地位受到攻击。雅斯贝尔斯认为，现代人不知道科学的本真意义，他说：“目前整个世界弥漫着对科学的错误看法。科学享受着过分的尊重，由于现实生活秩序只有通过技术才得以治理，而技术则通过科学才成为可能，所以，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产生了对科学技术的信仰。但是，科学的本真意义被遮蔽，人们仅仅钦佩科学的成就，却并不明白科学的奥义。因此这种盲目的信仰只能变成迷信。”[1]142雅斯贝尔斯从另一维度道出了科学合理性存在的危机，即在物质层面，人们信仰的只是科学技术的成就而不是科学文化，现代科学教育传播了科学知识，甚至包括科学思维与科学方法，但现代人仍然缺乏科学精神。科学主义思潮和反科学思潮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应该成为科学批判的对象。 伪科学(Pseudoscience)借用科学的名义有意识地把违反科学的内容说成是科学，把没有科学根据的非科学理论或方法宣称为科学，如西方的星占学、前苏联李森科的“无产阶级遗传学”等。伪科学不同于一时的科学错误，它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冒充科学，把已经被科学界证明不属科学的东西当作科学对待，并且长期不能或者拒绝提供严格的证据。伪科学不同于非科学，非科学的理论如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文化、艺术等人文社会学科以及魔术等表演活动各有其存在的价值。伪科学常与科学研究中的作伪或者故意违背科学研究的惯用程序等活动相伴随。伪科学活动在世界各地都有市场：一方面是因为科学相对发达，科学的社会声誉良好，“科学的”意味着就是“正确的”，科学有被利用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因为科学固有的局限性，它不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于是伪科学就有了活动的“舞台”。因此，对现实中的伪科学持续地加以揭露和批判，防止现代迷信等伪科学的活动从外部败坏科学的名声，这也成为科学批判的任务。 [1]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 邹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2] 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M].孙有中，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157. [3] 吴宏志，刘春杰.批判性思维——以论证逻辑为工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1. [4] PETER A F.Critical thinking： A statement of expert consensus for the purposes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instruction (executive summary) [M]//The Delphi Report， Millbrae， CA. California Academic Press，1990. [5] 瓦托夫斯基 M W.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论[M].范岱年，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 [6] 许良英.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35. [7] R.沃斯尔诺，J.D.享特，A.伯格森，等.文化分析[M].李卫民，闻则思，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16. [8] 张君劢.科学与人生观[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9.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恩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24. [10]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M].傅季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222. [11]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马恩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89-490. [12]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M]//张君劢.科学与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50. [13] 赫伯特·马尔库赛.单面人[M].左晓斯，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12. [14] H.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M].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96 . 刘德华，男，湖南益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科学文化和科学教育。 夏 青，女，湖南长沙人，博士。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 科学的批判性是科学研究活动的内在特性。对于科学的批判性，雅斯贝尔斯有过深刻的评述：“科学的最大特性是怀疑和质问一切的精神，对事物进行谨慎而有保留的判断，并对这一判断的界限和适用范围进行系统检验。”[1]112杜威也曾指出：“由平常的思想态度转变为科学的思想态度，伴随着停止想当然地接受某些东西，而采取一种批判的、探究的、测试的态度。”[2]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认为，如果批判性的思维习惯在一个社会中普遍化，那么它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它是对付生活中问题的方法，是反对错觉、欺骗、迷信以及误解我们自己和现实环境的唯一保证，正所谓“批判性能力教育是唯一真正称得上培养好公民的教育”[3]。“批判”一词的英文criticize从词源上看，是“基于标准的有辨识能力的判断”[4]。20世纪90年代，美国哲学学会达成的一致意见是：批判性思维是有目的的、自我校准的判断。这种判断导致解释、分析、评估、推论以及对判断赖以存在的证据、概念、方法、标准或者语境的说明。批判需要发现缺陷或问题而具有否定性，但是，它也为信念和行为进行理性奠基，为人的创造性思维而打破偶像和教条，扫清思想上的路障，因为具有建设性。批判必须有批判的对象。从批判指向的目标看，科学的批判性表现在四个方面：对生活世界中经验常识的批判，对非科学领域思想观念的批判，对科学自身的批判，对科学技术及其影响的批判。即通过对生活世界中经验常识的批判而获得科学的认识；越出科学领域，对非科学领域的宗教、迷信以及伪科学等方面进行批判而解放人的精神世界；对业已存在的科学概念进行批判从而促进科学的进步或革命；对科学导引下的技术所产生的多重影响进行批判，为科学的发展护航，并为科学的合理性存在进行辩护。一、对生活世界中经验常识的批判：超越前科学的局限科学源自生活，科学的批判性首先表现在对日常世界中经验常识的批判上。生活世界中的常识作为广泛的、长期的、经验的产物，是在最实际的水平上进化而来的对环境的适应，是人类生存的一种重要手段。瓦托夫斯基在关于科学思想的起源和概念基础的历史考察中，以科学的来源——常识性知识——为基本参照系，突出地强调了科学的批判性特征。他说：“常识的特点就其真正的本质而言，是非批判性的……批判的出现成为由常识向科学转变中的关节点。”[5]87就科学发展的历史而言，对常识的批判是科学发生的最初形式，在科学本身的基础上，铭刻着它同普通经验、普通的理解方式以及普通的交谈和思维方式的历史连续性的印记。科学原初的批判性表现在将经验常识作为反思的对象。“科学和常识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科学命题的明确性和可反驳性，在于科学的目标理所当然具有自觉的和审慎的批判性。”[5]11对科学知识增长作过哲学探究的波普尔(Karl R. Popper，1902—1994)把科学态度概括为批判的态度。他认为，有没有批判的态度是前科学和科学的分界岭。前科学充斥教条信念和教条思维。瓦托夫斯基和波普尔的思考都揭示了科学与常识的关系，提出了科学对经验常识的批判性，反映出科学源自生活世界又超越生活世界的哲学观念。这意味着现代教育中的个体作为生活的主体，都可以通过对生活世界中经验常识的反思而养成批判性的科学精神。二、对非科学领域中思想观念的批判：解放人的思想科学的批判性其次表现在对非科学领域中思想观念的批判，如对宗教神学、迷信观念和伪科学思维等的批判。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是革命性的，成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普特南就称科学“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爱因斯坦曾明确指出：“科学对于人类事物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都熟悉的：科学直接地、并且在更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尽管草率看来，这种方式好像不大明显，但至少同第一种方式一样锐利。”[6]这里的第二种方式意味着科学在解放人的思想方面的作用。历史地看，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联手向无知与迷信、封建专制、宗教神学进行了广泛的批判。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先后把人从高贵的神性地位拉回自然的怀抱，使人从神坛上走下来，动摇了宗教神学的思想基础。爱因斯坦曾指出，哥白尼对于西方摆脱教权统治和学术统治枷锁的精神解放所做的贡献几乎比谁都要大。比利时解剖学家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纠正了被收入《神学大全》的盖伦解剖学错误两百多处。维萨里用解剖学事实揭示出了不同于世俗与宗教教义的生理学知识。教会宣扬的可使人死亡后得以复活的依据——复活骨纯属子虚乌有。在法国启蒙运动中，科学对非科学领域的批判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现。培尔指出，宗教神学、形而上学都是理性不能理解与接受的东西，“荒谬性正是宗教神秘主义的本质”[7]。丰特列尔进一步考察了被基督教奉为教义基础的所谓“神迹”的历史起源，以客观的事实和理性的论述为基础，指出上帝与人世无关，否定了人格化的上帝。伏尔泰的社会政治观、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代表着政治学和法学领域受科学的影响而发生的革命性转变。伏尔泰在《哲学通信》和《牛顿哲学原理》两部著作中将牛顿的理论、方法、原则加以哲学化、通俗化，以凝聚着十六七世纪科学革命的思想精华为武器，把科学的批判引入到社会政治等非科学领域，有力地阐释了启蒙运动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口号。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学派认为，科学不仅能合理地阐明自然现象，而且也能以科学的精神、原则、方法分析批判各种社会问题和心理现象。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就连书的标题与结构，如社会静力学、社会动力学也都完全“牛顿化”了。以17世纪英国的霍布斯、荷兰的斯宾诺莎，18世纪法国的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哈等为代表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出现，以及从康德开始，中经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的德国辩证法理论的发展，也是在牛顿力学体系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也都深深地打上了近代科学的烙印。哈贝马斯“对文化采取的批判方法深深扎根于科学传统”。科学文化内蕴的批判精神总是不断地越过科学的边界进入非科学领域，从而把科学批判的锋芒，引向人类精神生活的更广阔领域，影响并推动着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文学等领域的创新。在近代的中国，也正是因为科学具有如此巨大的解放思想的力量，科学才成为“五四”运动的一面旗帜，并泛化为一种价值信仰体系，具有无上尊严的地位。胡适在1923年的“科玄之争”中指出：“自从中国讲变化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8]三、对科学自身的批判：促进科学的进步与革命科学的批判性也表现在对已有科学概念或科学体系提出质疑，“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9]任何科学理论如不进步， 就会蜕变为某种教条。科学自身的进步与革命需要科学内部的不断批判。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从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分析了科学活动内部的批判性。他针对传统的归纳主义，认为科学理论不能被证实而只能被证伪。科学的进步在于不断批判旧理论，不断清除原有理论中的错误。波普尔提出了科学进步的“问题、猜想、反驳、问题”的模式，他认为：“应该把科学的发展看成是从问题到问题而不断进步的。随着这种进步，问题的深度也不断地增加。”[10]恩格斯也曾肯定地说过：“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渐消除或者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论的历史。”[11]科学史上，哥白尼、伽利略、拉瓦锡、韦勒、达尔文、爱因斯坦正是由于分别对当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托勒密体系、亚里士多德力学、燃素说、唯生命力论、上帝创世说以及牛顿力学体系等种种学说提出了质疑的目光并进行了理性的批判，才建立起“比较不荒诞”的新理论。库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对传统的科学观提出了挑战。在他看来，科学的发展既不是单纯的知识积累，也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者否定前人的知识，科学的发展是从前科学时期开始，经过常态科学、反常、危机、革命达到新的常态科学。科恩1985年出版的《科学中的革命》阐述了科学革命的四个阶段和判断科学革命的四个标准(1)科学革命的四个阶段是指科学家个体自身的批判和创新活动、写出研究纲领、朋友之间私下里的交流和公开出版的传播。科学革命的四个标准是概念的根本性变化，标准的或已经被接受的解释规范的彻底更迭，出现新的假设、公理，可接受性知识的新的形式。参见：库恩著、鲁旭东等译：《科学中的革命》，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3～63页。，并以此作为分析框架，结合从17世纪到20世纪这400年间科学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考察了历史上的科学革命以及人们对这类事件的认识，认为并非所有的科学革命都像库恩所说的那样源自危机。他认为，诱发科学革命的因素既可能是新的理论或新的发现，也可能是现有信息的新的综合或应用范围的扩展，或是新的研究方法或仪器设备的发明。科学革命是科学进步的一种形式，是科学理论体系的根本性变革，是观念形态的转变，其结果将导致科学图景的彻底改变。拉卡托斯既不满意波普尔的否证主义，也不满意库恩范式的模糊性和选择范式的非理性标准。他认为，波普尔和逻辑经验主义者把注意力只集中到证据的支持和反驳上，不能揭示科学的合理性，而库恩等人的科学革命观没有为范式的选择提供客观的标淮，陷入了相对主义。为了强调科学发展的连续性和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拉卡托斯提出了研究纲领模式，强调科学理论发展的不断自我完善。拉卡托斯认为，一个科学研究纲领都有一个“硬核”，“硬核”是一个科学理论的核心，“硬核”是不可反驳的。在“硬核”的周围有—圈“保护带”，“保护带”由一些辅助性假说构成，新发现的“反常”只对“保护带”里的辅助性假设产生影响。这样，反常性的反驳就不会传导到“硬核”。当然．如果纲领不能再预见到新颖的事实，可能就必须放弃其“硬核”。换言之，“硬核”在某种条件下是可以崩溃的。上述三种关于科学进步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对原有理论的质疑与批判，通过批判促进科学的进步，只不过表述的方式有所不同。在波普尔那里是对原有理论的证伪，在库恩和科恩那里是范式的变革，而在拉卡托斯那里则是“保护带”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都可以称为“科学革命”。四、对科学技术及其影响的批判：为科学的合理性而辩护科学的合理性受到三方面的夹击：一是因科学技术的滥用和误用而怀疑科学的价值与科学存在的合理性；二是科学在近代以来的发展衍变成科学主义挤压了人文文化，从而遭到人文学者的误解甚至诋毁；三是现代迷信打着科学的旗号从外部败坏科学的名声。因此，需要对科学技术的应用及其影响、科学主义思潮和反科学思想以及伪科学等加以批判，为科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合理性的辩护。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更需要科学界内部对技术及其影响加以批判和价值澄清，为科学的合理性存在加以辩护，提升人们把握科学发展方向的能力和动力。科学是知识系统，不同于技术，它既不同于经验层面的技术，也不同于科学层面的技术。技术是行为系统，现代科学技术发明是运用科学理论的过程，是改造世界的手段。严复在《原富》一书的按语中写道：“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梁启超在《学与术》一文中曾说：“学也者，观察事物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现代话语体系把科学与技术缩写成“科技”，模糊了科学与技术的差异。这一模糊混淆了科学与技术影响的差异。丁文江曾辨析科技影响与科学的差异，认为工业发达是科学的结果之一，但实验室和工厂具有质的不同：“实验室是求真理的所在，工厂是发财的机关。”[12]卢梭、韦伯、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等人都曾揭示和批判过科技所造成的问题与危机，对科技背景下人类的命运表示极大的忧虑。马尔库塞说：“单面思想是由政策制定者及他们的大众信息筹办员们系统地促成的。他们的论域为自明的假说充斥着，这些假说经过不停而独占性的重复，变成了催眠的规定或命令。”[13]马尔库塞正确地指出，以现代技术武装起来的大众媒体压抑人的批判性，造成单向度的人。在他看来，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工业化并没有带来人的解放，相反却使科学技术自身成了全面统治人的工具，带来了对人性的更深的压抑。技术实现了对人最全面、最彻底的控制，人创造的技术反过来控制人、奴役人，技术的异化使人在生产和政治领域变成了可以像物品那样进行计算和控制的客体。“单向度的人”已丧失了“批判的”或者说“否定的”向度。科学技术成了“一种阻碍人们去发现社会危机之真正原因的形式”。科学技术被推向了人文的对立面，科学存在的合理性受到广泛的质疑。科学与技术尽管有关联性，但毕竟不是同一事物，对技术的滥用和误用需要加以批判，但是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仍需要提倡与培植。在哲学层面，科学主义将科学视为唯一或最有价值的知识，普特南已注意到了这一点：“科学的成功把哲学家们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致认为，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可能性。”[14]科学接受着人类盲目的赞颂与膜拜，享受着过分的尊荣，其日益显现的霸权地位受到攻击。雅斯贝尔斯认为，现代人不知道科学的本真意义，他说：“目前整个世界弥漫着对科学的错误看法。科学享受着过分的尊重，由于现实生活秩序只有通过技术才得以治理，而技术则通过科学才成为可能，所以，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产生了对科学技术的信仰。但是，科学的本真意义被遮蔽，人们仅仅钦佩科学的成就，却并不明白科学的奥义。因此这种盲目的信仰只能变成迷信。”[1]142雅斯贝尔斯从另一维度道出了科学合理性存在的危机，即在物质层面，人们信仰的只是科学技术的成就而不是科学文化，现代科学教育传播了科学知识，甚至包括科学思维与科学方法，但现代人仍然缺乏科学精神。科学主义思潮和反科学思潮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应该成为科学批判的对象。伪科学(Pseudoscience)借用科学的名义有意识地把违反科学的内容说成是科学，把没有科学根据的非科学理论或方法宣称为科学，如西方的星占学、前苏联李森科的“无产阶级遗传学”等。伪科学不同于一时的科学错误，它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冒充科学，把已经被科学界证明不属科学的东西当作科学对待，并且长期不能或者拒绝提供严格的证据。伪科学不同于非科学，非科学的理论如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文化、艺术等人文社会学科以及魔术等表演活动各有其存在的价值。伪科学常与科学研究中的作伪或者故意违背科学研究的惯用程序等活动相伴随。伪科学活动在世界各地都有市场：一方面是因为科学相对发达，科学的社会声誉良好，“科学的”意味着就是“正确的”，科学有被利用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因为科学固有的局限性，它不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于是伪科学就有了活动的“舞台”。因此，对现实中的伪科学持续地加以揭露和批判，防止现代迷信等伪科学的活动从外部败坏科学的名声，这也成为科学批判的任务。参考文献：[1]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 邹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2] 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M].孙有中，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157.[3] 吴宏志，刘春杰.批判性思维——以论证逻辑为工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1.[4] PETER A F.Critical thinking： A statement of expert consensus for the purposes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instruction (executive summary) [M]//The Delphi Report， Millbrae，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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