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科学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总要受到一定社会目的和社会价值观的支配。因此，科学文化同政治相关联。但是，科学和政治的正式结盟，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时期，基础科学理论起到了扭转战局的关键性作用，包括雷达、原子弹以及计算机在内的这些威力巨大的发明，充分展现了科学家的才智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以及科学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二战”后，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科学研究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部门，成为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和政治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得到加强，其界限不断相互推移，科学文化与政治文化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创造性的张力和不断调整的稳态。我们认为，科学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协调关系主要表现如下三点：其一，科学系统与政治系统是同构的，但科学并非就是政治；其二，科学是一个被用来服务于社会政治目标及建设一种新生活的工具，但科学具有相对独立性；其三，科学本身是具有价值负载和受利益驱动的。 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和科技资源投入的大幅度提高，国家整体科学技术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科学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从20世纪80年代重视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到90年代强调经济功能和精神价值并重，再到21世纪初以来强调物质、精神、生态、制度和文化“五位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现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的逻辑进程。但从科学系统本身看，科学文化的发展是由内部矛盾推动的，独立性是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条件。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不断外化，科学事业的发展在获得重要发展机遇的同时，其独立性受到社会各方面的严峻挑战，社会诸因素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构成了严格控制。那么，当代科学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要正确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正确把握科学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内涵。 (一)科学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内涵 文化本质上是指人类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一是指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或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在内的文化；二是指“大文化”概念，即精神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教育、科学、哲学、宗教等在内。从精神发展的序列来看，包括从相对低级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到相对高级形态的形式化的思想、道德及其社会意识形式即“自觉的精神文化”三个层面(1)衣俊卿、胡长栓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页。。其中，又以高级形态的“自觉的精神文化”为主。 与文化的含义相对应，科学文化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文化，一是指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或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二是指包括数学和自然科学(即自然科学文化)以及政治学、经济学、法学、道德等社会科学文化在内的大精神文化，它与人文文化对立。狭义的科学文化，主要是指数学和自然科学文化，同人文文化、社会科学文化对应且对立。 从广义上，科学文化是随着科学技术对人类物质生活、制度环境和精神观念的强力渗透和升华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文化属于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形式”。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来看，科学文化与现实基础的关系最近，人类一切与经济活动、社会交往，以及与物的改造活动相关的现实实践是科学文化产生的根源，也是科学文化的用武之地。在文化学意义上，科学文化是蕴含在科学知识、科学活动和科学体制中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本质上是科学的方法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系统。在内容上，它不仅指具体的知识系统，而且指人们理解、把握科学的一种独特视角、一种理念及一种思维方式，广泛涉及科学家的价值观和信仰，涉及科研组织、科研过程、科研管理、科学评价，乃至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 政治文化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文化是指包括实体性政治文化、规范性政治文化和观念性政治文化三方面的内容。其中，实体性政治文化主要指各种政治设施，规范性政治文化即指政治体制、政治制度，观念性政治文化包括政治思想、政治信仰和政治价值观等。狭义的政治文化是指观念性政治文化，它“以意识形态或思想观念形式承载于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系统之中，积淀为人们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中稳定的政治价值观、政治理想和政治信仰的总和”(2)陈义平：《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4期。。 综上，科学文化和政治文化在研究对象、特征和规范上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其一，科学文化面对的是整个客观物质世界，属于生产力范畴，本身没有阶级性，具有普遍性、实证性、质疑与批判性和突出的工具性及价值相关性等特点；而政治文化面对的是人及其社会，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会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本身有阶级性，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性、鲜明的目的性和价值直接性等特性。其二，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真理探索过程往往具有长期性和非功利性的特点；政治文化则具有短期性和强烈的功利目标要求。科学文化与政治文化的这一对立特性，致使科学的自主性容易受到威胁。但是，科学文化与政治文化之间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二)科学文化与政治文化的一般关系 关于科学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左翼维也纳学派科学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纽拉特(Otto Neurath)把它总结为如下七种类型(3)白惠仁：《在科学与政治之间——重新发现纽拉特》，《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2期。：(1)科学与政治相互独立且互不相容，包括逻辑经验主义在内的理性主义都持这样一种观念；(2)科学是一个被用来服务于社会政治目标及建设一种新生活的中立工具；(3)科学是一个被用来服务于社会政治目标的工具，但并非完全中立；(4)科学可以作为民主政治的样板，这也是启蒙时代以来的科学精神；(5)对科学进行意识形态批判，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另外还有女性主义及多元文化主义等；(6)科学本身是具有价值负载和受利益驱动的，包括SSK科学文化学者在内的很多后实证主义者秉持这一理念；(7)科学与政治本身是同构的，科学作为一种政体或者是一项公共事业，本质上就是政治，代表性人物有福柯、劳斯、S.富勒、P.基切及M.布朗等。可以说，这里的七种类型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马克思之后思想史上有关科学与政治关系的观点或理论。在当代，上述类型(1)和类型(2)的观点无法反映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复杂性。我们倾向于认为，科学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关系集中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科学文化是一个被用来服务于社会政治目标及建设一种新生活的工具，并非完全中立；另一方面，科学本身是具有价值负载和受效益、利益驱动的，政治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主导着科学文化发展的方向，推动着科学文化的发展与转型。 一方面，科学文化是一个被用来服务于社会政治目标及建设一种新生活的工具，综合国力的提升离不开科学文化发展作为支撑。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科学文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科学理论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着的客观真理体系，“作为一般的生产力或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经济、政治和观念结构的变化和变迁，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基础”(4)马佰莲：《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文化观及其当代学术影响》，《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3期。。科学文化是以物为尺度，以经验事实为根据，以理性分析为方法，注重用实际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去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影响人们的生活，因而具有突出的工具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精确性、普遍性、理性、创新性等特点，使科学文化成为最具活力的文化。科学文化一旦形成，便会迅速地融入大众生活，大大促进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社会文化的发展。第二，科学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规范，这些规范内化为科学家的精神气质，成为科学活动高效运行的强大凝聚力和推动力。第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等内容作为先进文化的基础框架，构成了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第四，科学精神不仅是科学文化的精髓和灵魂，也是现代文化、现代国家社会管理不可忽略的内在本质。积极营造以追求科学精神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环境，成为科学兴国和科学强国的根本。关于科学文化对于现代人类生活的价值和社会影响，著名物理学家玻恩说：“科学已经成为我们文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和最重要的部分，而科学工作就意味着对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科学在我们这个技术时代，具有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作用。不管一个人自己的工作离技术上的应用有多么远，它总是决定人类命运的行动和决心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5)[德]M.玻恩：《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李宝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7页。对此，笔者深以为然。 另一方面，政治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主导着科学文化发展的方向，推动着科学文化的发展与转型。科学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影响一个国家科学文化发展的因素也是十分复杂的。一个国家科学系统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它的内部结构和组织化程度，而且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政治环境以及包括智力资源在内的综合国力等因素。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因素是社会文化的根本，政治文化则是经济文化的集中体现。政治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主导着科学文化发展的方向，它对于科学文化的影响直接而又深刻，推动着科学文化的发展与转型。政治文化对于科学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政治介入科学系统，造成科学发展的不均衡性。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技术难度不断攀升，科学研究需要耗费的资源和资金越来越多，科学文化对政治的依赖性加强。当科学研究的目标服从一定政治目的的时候，政治会选择支持科学，政治上的需要会刺激科学的发展和应用，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当科学发展的目标与政治目的发生冲突时，政治会干预、限制甚至是阻碍科学的发展。第二，科学文化的发展极大地受制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政治体制和制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学组织化、制度化结构的性质。政治对科学文化的影响不是简单直接的，它“必须通过一定的中介进行转换才能实现”(6)吴义生：《论自然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89年第3期。。受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科学制度化结构与政治权力结构之间必然有着某种同构或者相互适配性，这是科学技术系统赖以维持自身存在的制度性前提。第三，科学文化的发展和转型离不开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的转型发展，政治体制和制度的转型发展引导着社会文化随时间而演变。科学文化的发展本质上是社会合作的产物，科学文化变革首要的是科学制度的变革。譬如，西方近代科学文化革命不仅是一场知识革命，而且是一场制度革命。在知识层面，近代科学在自然观上实现了由古代有机论自然观向机械论自然观的转变，方法论上实现了由古希腊的观察-演绎和思辨方法向实验归纳方法的转变；在制度层面，资产阶级革命和由此而形成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与科学精神相容，创造了社会尊重科学的气氛，使“科学成为一种令人向往而不是令人讨厌的职业”(7)[美]R.K.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2页。，科学研究取得了合法地位，从而能够把社会的精英引导到科学事业上来，促进了近代科学活动的蓬勃发展。 总之，任何时代的科学活动总是处于一定的政治环境中，政治文化是影响科学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的文化因素。但是，政治文化对科学的作用只是一种外部控制，它可以影响科学发展的方向、速度、规模和道路，但不能直接决定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即不能取代科学自身的力量。科学领域内部的问题仍然需要依靠科学共同体的特殊智慧来解决。 二 科学的本质是创新，科学文化的培育离不开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基础科学国家目标化进程的开启，科学文化和政治文化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得到加强，政治权力垄断了科学研究资源，科学研究的自主性受到越来越高的政治权力控制，科学文化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一)科学管理的行政标准与学术标准的冲突 科学文化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冲突首先体现在科学管理体制上，用国家行政管理取代科学事业的内部管理，造成“官本位”严重。 我国现代科学文化研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国家科学事业一开始是以救国、立国的社会预期为价值取向的，“科学代表了一种进步的社会信念或文化价值”(8)李真真：《在信仰与功利间跳动的舞者》，《中国科学院院刊》2012年第1期。。这种价值取向为西方科学的移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障碍，但同时科学也被赋予了浓厚的意识形态和伦理色彩，致使其获得一种权威和霸主地位，逐渐地背离了其本身所应有的诚实性和谦逊的本质。而科学一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被当作不容质疑的最高理念，它便不再是一种解放力量，而终将成为一种专制的根苗(9)张全之：《在“民主”与“科学”的背后——重读〈新青年〉》，《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新中国成立后，科学与国家利益的紧密联系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不断被强化，成为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科学文化长期被动地服从于政治体系，及至今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现实生活中仍不能完全落实。这是由国家科研管理体制决定的。关于当前我国科研管理体制，正如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中国高校科技》杂志总编辑李志民所指出的，我国现行的科研管理是“从行政管理、工业管理方式模仿出来的，目标、经费、进度计划定得非常死板”(10)李志民：《坚守诚信 追求卓越 创建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中国高校科技》2017年第5期。。这一制度设计本质上是用国家行政管理取代科学事业的内部管理，是行政主导型的学术与政治紧密结合的体制。对于科学上的事务，政治标准时而高于学术标准，甚至取代学术标准。“以吏为师”的思想确认了权力对科学的最高裁决权。也就是说，当前我国科研管理体制“官本位”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体现在资源分配上，“中国的科研文化，让知名科学家以及那些与政府官员有密切关系的人获得了过多的竞争优势，从而导致了研究资源资助的不平等和过度集中”(11)曹聪等：《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新论》，《自然辩证法通讯》2015年第1期。。在科研评价和考核内容上，搞“一刀切”，科研压力层层加码传导。考核结果与个人的职务晋升、奖酬金等物质利益直接挂钩。这种情况近年来愈演愈烈，由此导致科学家在发表论文和课题经费使用中的学术不端行为频频发生。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结果表明，有2/3以上的科研人员认为科技评价导向不合理是我国科研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其一，各类评价过多过滥，超过80%的科研人员发表论文是为了完成各种考核要求；其二，学术评价制度主要以论文、著作、课题、经费等量化指标作为评价依据，重视发表论著的数量，忽视了科学研究本身的核心价值等；其三，“相对短期的学术评价与科研人员职业生涯前景之间的联系过于密切，导致部分科研人员铤而走险，催生了学术不端行为”(12)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课题组：《呼唤平等宽容创新的科学文化——第三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之三》，《光明日报》2015年3月20日。。这种让学术权利依附于政治权力的做法，与科学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近年来学术界出现的一种怪现象，“从数十名考生追逐一个公务员指标，到数十名教授竞聘高校的一位处长、副处长来看，科学家从政的热度可想而知”(13)丁福虎：《科学界的流星》，《民主与科学》2014年第1期。。如果“官本位”思想不铲除，社会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化环境便不能够真正在中国扎下根。科学研究的独立性不存在了，科研人员对科学规范的自觉意识趋于弱化，严重威胁着我国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 (二)政治文化的功利目标与科学的求真目标的冲突 科学的直接目的是追求客观真理。追求真理、实事求是，是科学文化的精髓，崇尚真理是科学家的核心价值观。科学史上许多重大成就的取得，往往来自这种对真理的非功利性追求。在当代，基础科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源泉，今天的基础研究就是明天的技术创新。强调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就要对于这种以追求真理为志趣的科学传统的形成和科学本土化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李克强总理2015年在考察吉林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时说，“国家核心竞争力要靠基础科学研究，根基扎实才有原始创新，才会有世界一流佳绩”(14)李克强：《国家核心竞争力要靠基础科学研究》，人民网2015年4月11日。。基础科学的重大原始创新的实现往往具有长期性和高度的不确定性，这就要求科研管理不能采用短、平、快的行政化体制。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举国上下从中央到地方高度重视科技工作，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大幅度提高，“科学资源禀赋有了较大程度提高和改善，国家科学基础条件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与国外研究机构的硬件条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国家整体科学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批有较高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产生了一些优势学科领域，提升了中国在特定领域中的整体实力”(15)马佰莲、李正风：《中国科学创新能力(2000—2010)评价》，《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年第5期。。但是，国家在大力发展科技的同时，国家科学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一直没能给予充分和合理的考虑。正如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所指出的：“今天中国人的科学概念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把‘科学’作为一切领域正面价值评判的标准；其二是倾向于从实用、应用的角度理解‘科学’，把‘科学’混同于‘科技’，‘科技’又混同于‘技术’，对‘科学’本身缺乏理解。”(16)吴国盛：《现代中国人的“科学”概念及其由来》，《人民论坛》2012年第2期。那么，体现在对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的投入上，政府R&D经费的绝大部分用于支持短期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项目，致使基础科学的发展空间被过度挤压，导致基础研究资金投入长期严重不足。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经费投入占全社会研究与发展经费投入的比重长期维持在5%左右，这一比例远远低于美国(18%)、日本(12%)和韩国(14%)等国家，也远低于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家平均值(10.5%)。这一实用主义政策偏向也直接导致我国教育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经费投入更是严重不足。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国内学术带头人有超过80%的人认为基础科学的经费不足。国家科技决策片面重视科学的工具(物质)价值，而忽视了科学研究的相对独立性意义或精神文化价值，最终导致科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精神不畅，求真意识弱化。不可否认，在中国目前发展状况下，保持在应用研究和技术或工程领域的充分投资无疑也是必要的，但是，重视应用研究和工程领域的创新，而不同时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就会导致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后劲不足。从文化上看，这是实用主义功利目标与科学求真目标的冲突。这一冲突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着双重危害：“不求甚解，不追求世界背后机理的传统，我们继承下来了；而传统的积极方面——让人静心工作的文化，又被摧毁了。”(17)高博：《重塑科学文化：寻找丢失的灵魂》，《科技日报》2014年3月11日。由于上述原因，导致我国科学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国内缺乏一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大师，造成了科学界浮躁之风蔓延、学术不端和科研诚信问题屡有发生，严重制约了创新文化氛围和良好政治秩序的形成。 (三)政治民主文化与学术民主要求的冲突 科学与民主是欧洲近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也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两面旗帜。这里的民主就包括政治民主和学术民主，其中，政治民主是民主的本义，学术民主则是政治民主在学术上的体现，它主要是指学术的自由争论，与学术自由的概念接近。从学术民主角度来看，当前我国科学文化建设中存在一系列不利于科学创新发展的问题。 第一，科学界缺乏宽容失败的制度氛围。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的活动，具有较高不确定性，每一项成果的取得，几乎都是历经千百次的失败后换来的。在创新活动中，失败者必然远远多于成功者。因此，宽容失败是科学家成长和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系列科学政策文件和各类基金项目管理条例，原则上是允许失败的，但在实际运行中，科学界长期以来业已形成了一种只允许成功、不允许失败的文化环境，因此科研人员普遍不敢失败。一旦失败，他们在以后的科研课题立项和学术荣誉获得上都会受影响，甚至可能殃及职业生存。由于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致使他们常常不敢尝试新想法，而是有意回避那种风险大、创新性强的选题。“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容忍失败，‘成则王、败则寇’，把成功者说成是一贯正确的天才，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支持扶助曾经失败过的敢想敢干的创业者，那么再强调创新如何重要、创新技巧如何，也难以造就大批创新人才”(18)曹南燕：《实施科教兴国的社会文化环境》，《科学学研究》2001年第2期。。调查结果表明，占75%以上的人认为国内缺乏“宽容失败的氛围”，不足五分之一的科研人员认为目前存在“挑战学术权威的氛围”。这个调查结果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科学交流的重要性也不为科研人员所重视。创新思想的产生离不开同行之间充分有效的交流与合作。学术争论和批判是一切创新活动的基本出发点。然而，我国科学界一向尊重长者，尊重权威，形成了对权威的崇拜，缺乏应有的批判精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科学界也不倡导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大家很少争论，科学家总喜欢把自己圈在图书馆和实验室，不重视同行之间的思想交流，把书刊上的观点看作是最前沿的，选题往往跟在别人后面跑。近几年国内召开学术交流会不少，但有些科学家因为有顾虑不愿意将新思想发表出来，讨论中常常是相互恭维多，表扬与自我表扬多。既便偶有争论，也常是争而不鸣，或是鸣而不争。 第三，合作研究在我国科学界还十分有限。科研合作的作用在于通过合作形成智力上的互补，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和研究进程的加速。但是，当前在各种短期行为、功利行为的驱动下，科研人员的合作精神和合作意识还比较淡薄，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同行互补机制。无论是在高校或是科研单位，科研工作许多时候都表现为一个教授带几个自己的研究生的研究模式，科研人员之间的横向合作明显不足，这必然影响到科学文化建设的质量。我国科学界交流与合作不充分，有科研人员自身的原因，学界同行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更重要的则是受体制的约束。科研人员自由交流与合作的最大障碍是人才的“部门所有制”：一是科研人员流动很难。所在机构纵向的行政纽带过强，交叉约束过高，而横向的同行或学科间的交流反馈又太弱。二是与科学资源分配制度有关。由于科研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导致科学界为了争取到必要的研究资源而产生激烈竞争，阻碍着科研人员同行之间的合作。总之，我国科研管理体制长期以来“重硬成果、轻软实力”，科学文化建设严重滞后。当前我国的文化环境还没有达到最优状态，还有许多因素阻碍着科学创新文化的形成，在国家科学文化体系建设道路上仍然任重而道远。 三 在当代科学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的发展中，科学研究作为一项国家重要资源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科学在社会政治系统中的价值得以充分展现，科学界和政治家的联系越来越广泛而深入。科学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政治的保护和支持，社会政治系统的稳定性也需要科学文化发展作为支撑。但是，科学文化和政治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严重制约着科学创新文化氛围和良好政治秩序的形成。因此，科学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需要正确把握科学与政治的关系，让学术科学和政治权力回归本位。具体来说，我们应该从如下三方面着力： (一)政治家与科学家的密切合作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驱动力 第一，当代科学活动也具有政治属性。科学研究是一项探索性很强的事业，同时也是一种高风险性的事业，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给当代科学活动以全面的支持。科学知识生产和新技术应用的高风险性，促使科学与政治史无前例地联系在一起。当今知识时代，世界各国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主要体现为科学技术实力的较量，实质是基础科学的竞争，致使科学活动具有了政治属性。科学研究从过去追求学术至上和以成本为基础的管理，转向国家利益至上和效率主导学术的模式。在发达工业化国家里，“关于转基因生物、克隆、干细胞、动物专利授权以及新生殖技术的争论，充斥媒体头条与政策议程之中”(19)尚智丛：《科技与政治的共生——评〈自然的设计：欧美的科学和政治〉》，《科学与社会》2012年第1期。。国际科学合作中，在一些战略基础科学领域发达国家往往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他国进行排挤与遏制，其“目的是将科学技术作为保持其领先综合国力的工具，科学技术成为发达国家追求利益的政治资本和筹码”(20)邓丽兰：《20世纪中美两国“专家政治”的缘起与演变——科学介入政治的一个历史比较》，《史学月刊》2002年第7期。。可见，随着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日益增强，当代科学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治活动。 第二，随着科学研究在国家政策中战略地位不断提升，科学家在政府决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二战”期间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科学家向美国政府提出研制原子弹的建议为标志，科学家开始主动参与到国家科学管理和政策的制定活动之中，逐渐成为影响国家政治取向和政策制定的重要主体。对于一切重大问题，政府往往习惯于从相关科技专家那里寻求科学建议。“科学建议如此有效力和有影响力，日益成为决策的重要参考”(21)施云燕：《科学与政治的“协商”——评〈科学权威的矛盾性：科学咨询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科学与社会》2015年第4期。。一般来说，科学家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地位越高，他的政治影响力就越大。在我国，学术专家以学科权威的身份进入行政管理阶层，成为集科学权威与政治权威于一体的人。这些学术专家在政治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已远远超出普通科研人员的作用，开始发挥政治影响力。 第三，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负面效应，构成了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这是政治家和科学家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在给人类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使人类成为宇宙万物的主宰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包括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和思想危机在内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并将社会推入了“风险社会”，致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峻挑战。特别是1962年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一书的问世，将现代科学的技术应用对环境造成的危害生动地展现在公众面前，第一次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科学文化是一种会导致伦理问题的社会活动。“今天的科学不仅仅交织在政治之中，科学的方方面面已经被社会公众作为一个整体来关注”(22)尚智丛、王会凤：《科学与政治互动下的科学家多元角色——以20世纪美国核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家为对象》，《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第4期。。现代科学发展表明，科学研究是有禁区的，研究课题的选择都必须以不危害环境和不损害社会公众的普遍利益为前提。一方面，政治决策既要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又必须反映公众的利益和要求；另一方面，科学家从事科学探索也不能脱离国家目标，不应为了追求科学而放弃为公众服务的方向，而是必须以公共利益为中心，遵循公众利益优先化的原则。因此，在科学家和政治家之间就建立一种契约关系，契约双方作出各自的承诺：政府为科学家的研究活动提供政治合法性和资金支持，科学家从事科学的好奇心必须服从国家的需要和制度安排。 政治家与科学家密切合作是政治文化和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驱动力。“科学家和政治家从来都是相互需要的，谁也离不开谁。政治家需要从科学家那里得到一些先进的观念、更好的管理技术、更合理的决策，还要得到合法性的支持；而科学家要从政治家那里得到有利于科学事业发展的宏观制度政策，需要从政府那里得到资金，还需要从权力里面得到社会地位和社会荣誉，所以二者相互需要”(23)俞可平：《论中国式的科学与权力》，《科学与民主》2013年第6期。。 (二)科学自主性和政治干预之间的协调 在科学创新凯歌猛进的当代知识社会，科学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科学。但是，科学与政治的冲突特性，致使科学的自主性容易受到威胁。因此，科学文化建设，必须在科学的自主性和政治干预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一方面，科学与政治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远。政府为保证公共资源投入和决策的合理化，需要科学技术作为支撑，实现公众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最大化。当代科学发展具有无与伦比的社会功能，而科学的重要社会功能的发挥离不开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包括科学研究所必需的物质资源条件、研究的合法化以及恰当的社会承认等，都需要从政府那里获得研究资助的权利。对于政府而言，“能否更好地发展科学以维护国家利益，不但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应有职责，而且成为影响其权力巩固与否和权威性高低的重要因素”(24)李正风：《科学与政治的结合：必然性与复杂性》，《科学学研究》2000年第2期。。另一方面，科学和政治也不能靠得太近。如果二者靠得太近，就有可能损害科学的客观性和可靠性，遮蔽科学自身的目的意义，严重束缚科学文化的发展，导致科学精神的丧失(25)陈光：《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平衡——〈政治与科学的博弈〉书评》，《科学与社会》2015年第2期。。 现代科学作为一项社会活动，一种社会建制，同其他建制一样，有一套独立的行为规范和一套独具特色的奖励制度，这套规范和奖励制度集中体现为科学的自主性。强调科学的自主性，首先应该尊重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指出：“自主性是人类本性的尊严和每一个理性本性的基础。”(26)李醒民：《论科学家的科学良心：爱因斯坦的启示》，《科学文化评论》2005年第2期。在科学创新活动中，“科学家既是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直接载体，也是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直接践行者”(27)王春法：《科技事业发展呼唤科学文化建设》，《科技日报》2015年11月5日。。因此，强调科学家在科学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是推进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切入点。政府必须鼓励和保护科学家的自由探索精神，“给科学的纯基础研究更多自由施展的空间和强有力的支持，不仅是政策取向，更是治国信念”(28)归浦：《新科技革命前夜我们在等什么》，《光明日报》2015年5月15日。。其次，强调科学的自主性，还必须尊重科研机构的自主权。相对于其他影响因素，对科学家的主体地位产生直接影响的是科研机构的自主权。无论高校还是科研机构，在科研立项、人财物管理、科研方向、用人制度等方面都要有自主权。科学本质上是一项探索自然界的秩序和规律的客观求真活动，其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科学上的专业问题应该由科学界自身来解决，不能用行政力量和行政标准进行干预。如果行政干预过多，势必对科学的自主性造成损害，这样不仅会增加管理成本，而且会大大降低科学研究的产出质量，以及杰出人才的成长和脱颖而出。因此，政治干预与科学的自主性之间应该建立协调共生关系。这就是政治对科学的干预和监督要以不破坏科学的自主性为基本准则。具体来说，政府的责任在于，政治干预只能是“在符合科学本身结构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对科学研究作战略引导”(29)吴义生：《论自然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89年第3期。；政治干预不应是对科学研究内容上的干预；政治对科学研究进行监督或控制的方式，应以一般性监督为主，而不应是微观细节的管理。 (三)学术民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协同发展 科学文化的繁荣进步离不开民主的文化环境。美国社会学家马尔凯指出：“科学更有可能在民主社会中繁荣；这部分是因为科学的价值似乎是民主的，部分是因为民主似乎最不可能向纯粹研究共同体施加直接压力。”(30)梁希：《科学和政治》，《民主与科学》2015年第5期。这一说法是可取的，科学与民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第一，科学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离不开学术民主作保障。科学和民主这两种文化是相依为命互为表里的。科学文化的本质是理性至上和追求客观，要维护这种理性和客观，离不开民主管理，这就要求政治上、学术上的民主作保障。从1952年到“文革”前，中国科学家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许多堪称国际一流的重要成就，科学家们的爱国热情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文化环境方面，当时党中央为繁荣科学和文艺工作提出了“双百”方针，为科学家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相当充分的空间，充分调动了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科学制度上，中共中央通过了被称作“科研工作宪法”的《科研工作十四条》草案，提出“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稳定性”“保证科学家充足的科研时间”“科学计划的灵活性”“在‘大计划’下还可以有小自由”“领导制度的民主集中制”(31)严搏非：《当代中国当代科学思潮》，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279—292页。等明确的政策措施，为科学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研究资金和学术民主条件，也为新中国迎来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辉煌时期。 第二，民主政治的发展也离不开科学技术作为支撑。民主政治的目的是实现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最大化，而科学文化就是一个被用来服务于这一政治目标及建设一种新生活的工具。“科学技术是民主政治的有利条件，它对民主政治所需的精神气质、物质条件、智力水平以及扩大参与途径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32)张爱军、孙贵勇：《科学技术与民主政治二重关系》，《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10期。。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迅速发展，科学精神逐渐深入人心，促进了公民民主政治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科学文化之所以能够在相当宽阔的意义上赢得现当代社会和文化的认同，是因为科学文化的核心传统之中凝聚着人类对求真的共同信念，以及对于一种大写的善的共同意愿”(33)施云燕：《科学与政治的“协商”——评〈科学权威的矛盾性：科学咨询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科学与社会》2015年第4期。。科学学奠基人贝尔纳引述的由雷恩起草的皇家学会章程草案中的一段话今日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段话就是：“再没有什么比提倡有用的技术和科学更能促进这样圆满的政治的实现了。通过周密的考察，我们发现有用的技术和科学是文明社会和自由政体的基础。”(34)[英]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当然，由科学发展的二重性决定，科学对民主政治的影响并不总是积极正面的，科学发展及其应用带来的负面效应，对民主政治将会构成严重危害。科学不是万能的，如果科学成果被政治滥用，或任由科学的功能无限扩张，其后果必然造成集权主义的统治。正如卢卡奇等人所批判的，科学的理性主义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和足够的破坏力，它至少在理论上废黜了所有的存在价值。一旦使科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实践上就会动摇政治民主。 近代以来，科学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总要受到一定社会目的和社会价值观的支配。因此，科学文化同政治相关联。但是，科学和政治的正式结盟，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时期，基础科学理论起到了扭转战局的关键性作用，包括雷达、原子弹以及计算机在内的这些威力巨大的发明，充分展现了科学家的才智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以及科学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二战”后，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科学研究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部门，成为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和政治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得到加强，其界限不断相互推移，科学文化与政治文化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创造性的张力和不断调整的稳态。我们认为，科学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协调关系主要表现如下三点：其一，科学系统与政治系统是同构的，但科学并非就是政治；其二，科学是一个被用来服务于社会政治目标及建设一种新生活的工具，但科学具有相对独立性；其三，科学本身是具有价值负载和受利益驱动的。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和科技资源投入的大幅度提高，国家整体科学技术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科学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从20世纪80年代重视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到90年代强调经济功能和精神价值并重，再到21世纪初以来强调物质、精神、生态、制度和文化“五位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现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的逻辑进程。但从科学系统本身看，科学文化的发展是由内部矛盾推动的，独立性是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条件。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不断外化，科学事业的发展在获得重要发展机遇的同时，其独立性受到社会各方面的严峻挑战，社会诸因素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构成了严格控制。那么，当代科学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要正确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正确把握科学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内涵。(一)科学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内涵文化本质上是指人类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一是指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或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在内的文化；二是指“大文化”概念，即精神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教育、科学、哲学、宗教等在内。从精神发展的序列来看，包括从相对低级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到相对高级形态的形式化的思想、道德及其社会意识形式即“自觉的精神文化”三个层面(1)衣俊卿、胡长栓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页。。其中，又以高级形态的“自觉的精神文化”为主。与文化的含义相对应，科学文化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文化，一是指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或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二是指包括数学和自然科学(即自然科学文化)以及政治学、经济学、法学、道德等社会科学文化在内的大精神文化，它与人文文化对立。狭义的科学文化，主要是指数学和自然科学文化，同人文文化、社会科学文化对应且对立。从广义上，科学文化是随着科学技术对人类物质生活、制度环境和精神观念的强力渗透和升华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文化属于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形式”。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来看，科学文化与现实基础的关系最近，人类一切与经济活动、社会交往，以及与物的改造活动相关的现实实践是科学文化产生的根源，也是科学文化的用武之地。在文化学意义上，科学文化是蕴含在科学知识、科学活动和科学体制中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本质上是科学的方法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系统。在内容上，它不仅指具体的知识系统，而且指人们理解、把握科学的一种独特视角、一种理念及一种思维方式，广泛涉及科学家的价值观和信仰，涉及科研组织、科研过程、科研管理、科学评价，乃至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政治文化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文化是指包括实体性政治文化、规范性政治文化和观念性政治文化三方面的内容。其中，实体性政治文化主要指各种政治设施，规范性政治文化即指政治体制、政治制度，观念性政治文化包括政治思想、政治信仰和政治价值观等。狭义的政治文化是指观念性政治文化，它“以意识形态或思想观念形式承载于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系统之中，积淀为人们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中稳定的政治价值观、政治理想和政治信仰的总和”(2)陈义平：《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4期。。综上，科学文化和政治文化在研究对象、特征和规范上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其一，科学文化面对的是整个客观物质世界，属于生产力范畴，本身没有阶级性，具有普遍性、实证性、质疑与批判性和突出的工具性及价值相关性等特点；而政治文化面对的是人及其社会，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会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本身有阶级性，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性、鲜明的目的性和价值直接性等特性。其二，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真理探索过程往往具有长期性和非功利性的特点；政治文化则具有短期性和强烈的功利目标要求。科学文化与政治文化的这一对立特性，致使科学的自主性容易受到威胁。但是，科学文化与政治文化之间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二)科学文化与政治文化的一般关系关于科学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左翼维也纳学派科学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纽拉特(Otto Neurath)把它总结为如下七种类型(3)白惠仁：《在科学与政治之间——重新发现纽拉特》，《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2期。：(1)科学与政治相互独立且互不相容，包括逻辑经验主义在内的理性主义都持这样一种观念；(2)科学是一个被用来服务于社会政治目标及建设一种新生活的中立工具；(3)科学是一个被用来服务于社会政治目标的工具，但并非完全中立；(4)科学可以作为民主政治的样板，这也是启蒙时代以来的科学精神；(5)对科学进行意识形态批判，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另外还有女性主义及多元文化主义等；(6)科学本身是具有价值负载和受利益驱动的，包括SSK科学文化学者在内的很多后实证主义者秉持这一理念；(7)科学与政治本身是同构的，科学作为一种政体或者是一项公共事业，本质上就是政治，代表性人物有福柯、劳斯、S.富勒、P.基切及M.布朗等。可以说，这里的七种类型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马克思之后思想史上有关科学与政治关系的观点或理论。在当代，上述类型(1)和类型(2)的观点无法反映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复杂性。我们倾向于认为，科学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关系集中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科学文化是一个被用来服务于社会政治目标及建设一种新生活的工具，并非完全中立；另一方面，科学本身是具有价值负载和受效益、利益驱动的，政治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主导着科学文化发展的方向，推动着科学文化的发展与转型。一方面，科学文化是一个被用来服务于社会政治目标及建设一种新生活的工具，综合国力的提升离不开科学文化发展作为支撑。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科学文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科学理论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着的客观真理体系，“作为一般的生产力或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经济、政治和观念结构的变化和变迁，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基础”(4)马佰莲：《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文化观及其当代学术影响》，《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3期。。科学文化是以物为尺度，以经验事实为根据，以理性分析为方法，注重用实际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去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影响人们的生活，因而具有突出的工具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精确性、普遍性、理性、创新性等特点，使科学文化成为最具活力的文化。科学文化一旦形成，便会迅速地融入大众生活，大大促进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社会文化的发展。第二，科学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规范，这些规范内化为科学家的精神气质，成为科学活动高效运行的强大凝聚力和推动力。第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等内容作为先进文化的基础框架，构成了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第四，科学精神不仅是科学文化的精髓和灵魂，也是现代文化、现代国家社会管理不可忽略的内在本质。积极营造以追求科学精神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环境，成为科学兴国和科学强国的根本。关于科学文化对于现代人类生活的价值和社会影响，著名物理学家玻恩说：“科学已经成为我们文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和最重要的部分，而科学工作就意味着对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科学在我们这个技术时代，具有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作用。不管一个人自己的工作离技术上的应用有多么远，它总是决定人类命运的行动和决心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5)[德]M.玻恩：《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李宝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7页。对此，笔者深以为然。另一方面，政治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主导着科学文化发展的方向，推动着科学文化的发展与转型。科学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影响一个国家科学文化发展的因素也是十分复杂的。一个国家科学系统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它的内部结构和组织化程度，而且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政治环境以及包括智力资源在内的综合国力等因素。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因素是社会文化的根本，政治文化则是经济文化的集中体现。政治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主导着科学文化发展的方向，它对于科学文化的影响直接而又深刻，推动着科学文化的发展与转型。政治文化对于科学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政治介入科学系统，造成科学发展的不均衡性。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技术难度不断攀升，科学研究需要耗费的资源和资金越来越多，科学文化对政治的依赖性加强。当科学研究的目标服从一定政治目的的时候，政治会选择支持科学，政治上的需要会刺激科学的发展和应用，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当科学发展的目标与政治目的发生冲突时，政治会干预、限制甚至是阻碍科学的发展。第二，科学文化的发展极大地受制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政治体制和制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学组织化、制度化结构的性质。政治对科学文化的影响不是简单直接的，它“必须通过一定的中介进行转换才能实现”(6)吴义生：《论自然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89年第3期。。受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科学制度化结构与政治权力结构之间必然有着某种同构或者相互适配性，这是科学技术系统赖以维持自身存在的制度性前提。第三，科学文化的发展和转型离不开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的转型发展，政治体制和制度的转型发展引导着社会文化随时间而演变。科学文化的发展本质上是社会合作的产物，科学文化变革首要的是科学制度的变革。譬如，西方近代科学文化革命不仅是一场知识革命，而且是一场制度革命。在知识层面，近代科学在自然观上实现了由古代有机论自然观向机械论自然观的转变，方法论上实现了由古希腊的观察-演绎和思辨方法向实验归纳方法的转变；在制度层面，资产阶级革命和由此而形成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与科学精神相容，创造了社会尊重科学的气氛，使“科学成为一种令人向往而不是令人讨厌的职业”(7)[美]R.K.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2页。，科学研究取得了合法地位，从而能够把社会的精英引导到科学事业上来，促进了近代科学活动的蓬勃发展。总之，任何时代的科学活动总是处于一定的政治环境中，政治文化是影响科学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的文化因素。但是，政治文化对科学的作用只是一种外部控制，它可以影响科学发展的方向、速度、规模和道路，但不能直接决定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即不能取代科学自身的力量。科学领域内部的问题仍然需要依靠科学共同体的特殊智慧来解决。二科学的本质是创新，科学文化的培育离不开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基础科学国家目标化进程的开启，科学文化和政治文化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得到加强，政治权力垄断了科学研究资源，科学研究的自主性受到越来越高的政治权力控制，科学文化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一)科学管理的行政标准与学术标准的冲突科学文化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冲突首先体现在科学管理体制上，用国家行政管理取代科学事业的内部管理，造成“官本位”严重。我国现代科学文化研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国家科学事业一开始是以救国、立国的社会预期为价值取向的，“科学代表了一种进步的社会信念或文化价值”(8)李真真：《在信仰与功利间跳动的舞者》，《中国科学院院刊》2012年第1期。。这种价值取向为西方科学的移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障碍，但同时科学也被赋予了浓厚的意识形态和伦理色彩，致使其获得一种权威和霸主地位，逐渐地背离了其本身所应有的诚实性和谦逊的本质。而科学一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被当作不容质疑的最高理念，它便不再是一种解放力量，而终将成为一种专制的根苗(9)张全之：《在“民主”与“科学”的背后——重读〈新青年〉》，《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新中国成立后，科学与国家利益的紧密联系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不断被强化，成为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科学文化长期被动地服从于政治体系，及至今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现实生活中仍不能完全落实。这是由国家科研管理体制决定的。关于当前我国科研管理体制，正如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中国高校科技》杂志总编辑李志民所指出的，我国现行的科研管理是“从行政管理、工业管理方式模仿出来的，目标、经费、进度计划定得非常死板”(10)李志民：《坚守诚信 追求卓越 创建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中国高校科技》2017年第5期。。这一制度设计本质上是用国家行政管理取代科学事业的内部管理，是行政主导型的学术与政治紧密结合的体制。对于科学上的事务，政治标准时而高于学术标准，甚至取代学术标准。“以吏为师”的思想确认了权力对科学的最高裁决权。也就是说，当前我国科研管理体制“官本位”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体现在资源分配上，“中国的科研文化，让知名科学家以及那些与政府官员有密切关系的人获得了过多的竞争优势，从而导致了研究资源资助的不平等和过度集中”(11)曹聪等：《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新论》，《自然辩证法通讯》2015年第1期。。在科研评价和考核内容上，搞“一刀切”，科研压力层层加码传导。考核结果与个人的职务晋升、奖酬金等物质利益直接挂钩。这种情况近年来愈演愈烈，由此导致科学家在发表论文和课题经费使用中的学术不端行为频频发生。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结果表明，有2/3以上的科研人员认为科技评价导向不合理是我国科研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其一，各类评价过多过滥，超过80%的科研人员发表论文是为了完成各种考核要求；其二，学术评价制度主要以论文、著作、课题、经费等量化指标作为评价依据，重视发表论著的数量，忽视了科学研究本身的核心价值等；其三，“相对短期的学术评价与科研人员职业生涯前景之间的联系过于密切，导致部分科研人员铤而走险，催生了学术不端行为”(12)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课题组：《呼唤平等宽容创新的科学文化——第三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之三》，《光明日报》2015年3月20日。。这种让学术权利依附于政治权力的做法，与科学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近年来学术界出现的一种怪现象，“从数十名考生追逐一个公务员指标，到数十名教授竞聘高校的一位处长、副处长来看，科学家从政的热度可想而知”(13)丁福虎：《科学界的流星》，《民主与科学》2014年第1期。。如果“官本位”思想不铲除，社会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化环境便不能够真正在中国扎下根。科学研究的独立性不存在了，科研人员对科学规范的自觉意识趋于弱化，严重威胁着我国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二)政治文化的功利目标与科学的求真目标的冲突科学的直接目的是追求客观真理。追求真理、实事求是，是科学文化的精髓，崇尚真理是科学家的核心价值观。科学史上许多重大成就的取得，往往来自这种对真理的非功利性追求。在当代，基础科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源泉，今天的基础研究就是明天的技术创新。强调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就要对于这种以追求真理为志趣的科学传统的形成和科学本土化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李克强总理2015年在考察吉林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时说，“国家核心竞争力要靠基础科学研究，根基扎实才有原始创新，才会有世界一流佳绩”(14)李克强：《国家核心竞争力要靠基础科学研究》，人民网2015年4月11日。。基础科学的重大原始创新的实现往往具有长期性和高度的不确定性，这就要求科研管理不能采用短、平、快的行政化体制。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举国上下从中央到地方高度重视科技工作，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大幅度提高，“科学资源禀赋有了较大程度提高和改善，国家科学基础条件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与国外研究机构的硬件条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国家整体科学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批有较高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产生了一些优势学科领域，提升了中国在特定领域中的整体实力”(15)马佰莲、李正风：《中国科学创新能力(2000—2010)评价》，《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年第5期。。但是，国家在大力发展科技的同时，国家科学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一直没能给予充分和合理的考虑。正如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所指出的：“今天中国人的科学概念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把‘科学’作为一切领域正面价值评判的标准；其二是倾向于从实用、应用的角度理解‘科学’，把‘科学’混同于‘科技’，‘科技’又混同于‘技术’，对‘科学’本身缺乏理解。”(16)吴国盛：《现代中国人的“科学”概念及其由来》，《人民论坛》2012年第2期。那么，体现在对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的投入上，政府R&D经费的绝大部分用于支持短期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项目，致使基础科学的发展空间被过度挤压，导致基础研究资金投入长期严重不足。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经费投入占全社会研究与发展经费投入的比重长期维持在5%左右，这一比例远远低于美国(18%)、日本(12%)和韩国(14%)等国家，也远低于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家平均值(10.5%)。这一实用主义政策偏向也直接导致我国教育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经费投入更是严重不足。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国内学术带头人有超过80%的人认为基础科学的经费不足。国家科技决策片面重视科学的工具(物质)价值，而忽视了科学研究的相对独立性意义或精神文化价值，最终导致科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精神不畅，求真意识弱化。不可否认，在中国目前发展状况下，保持在应用研究和技术或工程领域的充分投资无疑也是必要的，但是，重视应用研究和工程领域的创新，而不同时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就会导致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后劲不足。从文化上看，这是实用主义功利目标与科学求真目标的冲突。这一冲突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着双重危害：“不求甚解，不追求世界背后机理的传统，我们继承下来了；而传统的积极方面——让人静心工作的文化，又被摧毁了。”(17)高博：《重塑科学文化：寻找丢失的灵魂》，《科技日报》2014年3月11日。由于上述原因，导致我国科学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国内缺乏一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大师，造成了科学界浮躁之风蔓延、学术不端和科研诚信问题屡有发生，严重制约了创新文化氛围和良好政治秩序的形成。(三)政治民主文化与学术民主要求的冲突科学与民主是欧洲近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也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两面旗帜。这里的民主就包括政治民主和学术民主，其中，政治民主是民主的本义，学术民主则是政治民主在学术上的体现，它主要是指学术的自由争论，与学术自由的概念接近。从学术民主角度来看，当前我国科学文化建设中存在一系列不利于科学创新发展的问题。第一，科学界缺乏宽容失败的制度氛围。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的活动，具有较高不确定性，每一项成果的取得，几乎都是历经千百次的失败后换来的。在创新活动中，失败者必然远远多于成功者。因此，宽容失败是科学家成长和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系列科学政策文件和各类基金项目管理条例，原则上是允许失败的，但在实际运行中，科学界长期以来业已形成了一种只允许成功、不允许失败的文化环境，因此科研人员普遍不敢失败。一旦失败，他们在以后的科研课题立项和学术荣誉获得上都会受影响，甚至可能殃及职业生存。由于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致使他们常常不敢尝试新想法，而是有意回避那种风险大、创新性强的选题。“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容忍失败，‘成则王、败则寇’，把成功者说成是一贯正确的天才，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支持扶助曾经失败过的敢想敢干的创业者，那么再强调创新如何重要、创新技巧如何，也难以造就大批创新人才”(18)曹南燕：《实施科教兴国的社会文化环境》，《科学学研究》2001年第2期。。调查结果表明，占75%以上的人认为国内缺乏“宽容失败的氛围”，不足五分之一的科研人员认为目前存在“挑战学术权威的氛围”。这个调查结果值得我们深思。第二，科学交流的重要性也不为科研人员所重视。创新思想的产生离不开同行之间充分有效的交流与合作。学术争论和批判是一切创新活动的基本出发点。然而，我国科学界一向尊重长者，尊重权威，形成了对权威的崇拜，缺乏应有的批判精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科学界也不倡导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大家很少争论，科学家总喜欢把自己圈在图书馆和实验室，不重视同行之间的思想交流，把书刊上的观点看作是最前沿的，选题往往跟在别人后面跑。近几年国内召开学术交流会不少，但有些科学家因为有顾虑不愿意将新思想发表出来，讨论中常常是相互恭维多，表扬与自我表扬多。既便偶有争论，也常是争而不鸣，或是鸣而不争。第三，合作研究在我国科学界还十分有限。科研合作的作用在于通过合作形成智力上的互补，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和研究进程的加速。但是，当前在各种短期行为、功利行为的驱动下，科研人员的合作精神和合作意识还比较淡薄，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同行互补机制。无论是在高校或是科研单位，科研工作许多时候都表现为一个教授带几个自己的研究生的研究模式，科研人员之间的横向合作明显不足，这必然影响到科学文化建设的质量。我国科学界交流与合作不充分，有科研人员自身的原因，学界同行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更重要的则是受体制的约束。科研人员自由交流与合作的最大障碍是人才的“部门所有制”：一是科研人员流动很难。所在机构纵向的行政纽带过强，交叉约束过高，而横向的同行或学科间的交流反馈又太弱。二是与科学资源分配制度有关。由于科研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导致科学界为了争取到必要的研究资源而产生激烈竞争，阻碍着科研人员同行之间的合作。总之，我国科研管理体制长期以来“重硬成果、轻软实力”，科学文化建设严重滞后。当前我国的文化环境还没有达到最优状态，还有许多因素阻碍着科学创新文化的形成，在国家科学文化体系建设道路上仍然任重而道远。三在当代科学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的发展中，科学研究作为一项国家重要资源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科学在社会政治系统中的价值得以充分展现，科学界和政治家的联系越来越广泛而深入。科学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政治的保护和支持，社会政治系统的稳定性也需要科学文化发展作为支撑。但是，科学文化和政治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严重制约着科学创新文化氛围和良好政治秩序的形成。因此，科学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需要正确把握科学与政治的关系，让学术科学和政治权力回归本位。具体来说，我们应该从如下三方面着力：(一)政治家与科学家的密切合作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驱动力第一，当代科学活动也具有政治属性。科学研究是一项探索性很强的事业，同时也是一种高风险性的事业，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给当代科学活动以全面的支持。科学知识生产和新技术应用的高风险性，促使科学与政治史无前例地联系在一起。当今知识时代，世界各国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主要体现为科学技术实力的较量，实质是基础科学的竞争，致使科学活动具有了政治属性。科学研究从过去追求学术至上和以成本为基础的管理，转向国家利益至上和效率主导学术的模式。在发达工业化国家里，“关于转基因生物、克隆、干细胞、动物专利授权以及新生殖技术的争论，充斥媒体头条与政策议程之中”(19)尚智丛：《科技与政治的共生——评〈自然的设计：欧美的科学和政治〉》，《科学与社会》2012年第1期。。国际科学合作中，在一些战略基础科学领域发达国家往往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他国进行排挤与遏制，其“目的是将科学技术作为保持其领先综合国力的工具，科学技术成为发达国家追求利益的政治资本和筹码”(20)邓丽兰：《20世纪中美两国“专家政治”的缘起与演变——科学介入政治的一个历史比较》，《史学月刊》2002年第7期。。可见，随着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日益增强，当代科学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治活动。第二，随着科学研究在国家政策中战略地位不断提升，科学家在政府决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二战”期间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科学家向美国政府提出研制原子弹的建议为标志，科学家开始主动参与到国家科学管理和政策的制定活动之中，逐渐成为影响国家政治取向和政策制定的重要主体。对于一切重大问题，政府往往习惯于从相关科技专家那里寻求科学建议。“科学建议如此有效力和有影响力，日益成为决策的重要参考”(21)施云燕：《科学与政治的“协商”——评〈科学权威的矛盾性：科学咨询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科学与社会》2015年第4期。。一般来说，科学家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地位越高，他的政治影响力就越大。在我国，学术专家以学科权威的身份进入行政管理阶层，成为集科学权威与政治权威于一体的人。这些学术专家在政治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已远远超出普通科研人员的作用，开始发挥政治影响力。第三，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负面效应，构成了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这是政治家和科学家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在给人类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使人类成为宇宙万物的主宰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包括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和思想危机在内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并将社会推入了“风险社会”，致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峻挑战。特别是1962年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一书的问世，将现代科学的技术应用对环境造成的危害生动地展现在公众面前，第一次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科学文化是一种会导致伦理问题的社会活动。“今天的科学不仅仅交织在政治之中，科学的方方面面已经被社会公众作为一个整体来关注”(22)尚智丛、王会凤：《科学与政治互动下的科学家多元角色——以20世纪美国核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家为对象》，《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第4期。。现代科学发展表明，科学研究是有禁区的，研究课题的选择都必须以不危害环境和不损害社会公众的普遍利益为前提。一方面，政治决策既要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又必须反映公众的利益和要求；另一方面，科学家从事科学探索也不能脱离国家目标，不应为了追求科学而放弃为公众服务的方向，而是必须以公共利益为中心，遵循公众利益优先化的原则。因此，在科学家和政治家之间就建立一种契约关系，契约双方作出各自的承诺：政府为科学家的研究活动提供政治合法性和资金支持，科学家从事科学的好奇心必须服从国家的需要和制度安排。政治家与科学家密切合作是政治文化和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驱动力。“科学家和政治家从来都是相互需要的，谁也离不开谁。政治家需要从科学家那里得到一些先进的观念、更好的管理技术、更合理的决策，还要得到合法性的支持；而科学家要从政治家那里得到有利于科学事业发展的宏观制度政策，需要从政府那里得到资金，还需要从权力里面得到社会地位和社会荣誉，所以二者相互需要”(23)俞可平：《论中国式的科学与权力》，《科学与民主》2013年第6期。。(二)科学自主性和政治干预之间的协调在科学创新凯歌猛进的当代知识社会，科学离不开政治，政治也离不开科学。但是，科学与政治的冲突特性，致使科学的自主性容易受到威胁。因此，科学文化建设，必须在科学的自主性和政治干预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一方面，科学与政治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远。政府为保证公共资源投入和决策的合理化，需要科学技术作为支撑，实现公众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最大化。当代科学发展具有无与伦比的社会功能，而科学的重要社会功能的发挥离不开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包括科学研究所必需的物质资源条件、研究的合法化以及恰当的社会承认等，都需要从政府那里获得研究资助的权利。对于政府而言，“能否更好地发展科学以维护国家利益，不但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应有职责，而且成为影响其权力巩固与否和权威性高低的重要因素”(24)李正风：《科学与政治的结合：必然性与复杂性》，《科学学研究》2000年第2期。。另一方面，科学和政治也不能靠得太近。如果二者靠得太近，就有可能损害科学的客观性和可靠性，遮蔽科学自身的目的意义，严重束缚科学文化的发展，导致科学精神的丧失(25)陈光：《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平衡——〈政治与科学的博弈〉书评》，《科学与社会》2015年第2期。。现代科学作为一项社会活动，一种社会建制，同其他建制一样，有一套独立的行为规范和一套独具特色的奖励制度，这套规范和奖励制度集中体现为科学的自主性。强调科学的自主性，首先应该尊重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指出：“自主性是人类本性的尊严和每一个理性本性的基础。”(26)李醒民：《论科学家的科学良心：爱因斯坦的启示》，《科学文化评论》2005年第2期。在科学创新活动中，“科学家既是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直接载体，也是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直接践行者”(27)王春法：《科技事业发展呼唤科学文化建设》，《科技日报》2015年11月5日。。因此，强调科学家在科学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是推进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切入点。政府必须鼓励和保护科学家的自由探索精神，“给科学的纯基础研究更多自由施展的空间和强有力的支持，不仅是政策取向，更是治国信念”(28)归浦：《新科技革命前夜我们在等什么》，《光明日报》2015年5月15日。。其次，强调科学的自主性，还必须尊重科研机构的自主权。相对于其他影响因素，对科学家的主体地位产生直接影响的是科研机构的自主权。无论高校还是科研机构，在科研立项、人财物管理、科研方向、用人制度等方面都要有自主权。科学本质上是一项探索自然界的秩序和规律的客观求真活动，其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科学上的专业问题应该由科学界自身来解决，不能用行政力量和行政标准进行干预。如果行政干预过多，势必对科学的自主性造成损害，这样不仅会增加管理成本，而且会大大降低科学研究的产出质量，以及杰出人才的成长和脱颖而出。因此，政治干预与科学的自主性之间应该建立协调共生关系。这就是政治对科学的干预和监督要以不破坏科学的自主性为基本准则。具体来说，政府的责任在于，政治干预只能是“在符合科学本身结构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对科学研究作战略引导”(29)吴义生：《论自然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89年第3期。；政治干预不应是对科学研究内容上的干预；政治对科学研究进行监督或控制的方式，应以一般性监督为主，而不应是微观细节的管理。(三)学术民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协同发展科学文化的繁荣进步离不开民主的文化环境。美国社会学家马尔凯指出：“科学更有可能在民主社会中繁荣；这部分是因为科学的价值似乎是民主的，部分是因为民主似乎最不可能向纯粹研究共同体施加直接压力。”(30)梁希：《科学和政治》，《民主与科学》2015年第5期。这一说法是可取的，科学与民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第一，科学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离不开学术民主作保障。科学和民主这两种文化是相依为命互为表里的。科学文化的本质是理性至上和追求客观，要维护这种理性和客观，离不开民主管理，这就要求政治上、学术上的民主作保障。从1952年到“文革”前，中国科学家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许多堪称国际一流的重要成就，科学家们的爱国热情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文化环境方面，当时党中央为繁荣科学和文艺工作提出了“双百”方针，为科学家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相当充分的空间，充分调动了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科学制度上，中共中央通过了被称作“科研工作宪法”的《科研工作十四条》草案，提出“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稳定性”“保证科学家充足的科研时间”“科学计划的灵活性”“在‘大计划’下还可以有小自由”“领导制度的民主集中制”(31)严搏非：《当代中国当代科学思潮》，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279—292页。等明确的政策措施，为科学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研究资金和学术民主条件，也为新中国迎来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辉煌时期。第二，民主政治的发展也离不开科学技术作为支撑。民主政治的目的是实现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最大化，而科学文化就是一个被用来服务于这一政治目标及建设一种新生活的工具。“科学技术是民主政治的有利条件，它对民主政治所需的精神气质、物质条件、智力水平以及扩大参与途径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32)张爱军、孙贵勇：《科学技术与民主政治二重关系》，《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10期。。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迅速发展，科学精神逐渐深入人心，促进了公民民主政治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科学文化之所以能够在相当宽阔的意义上赢得现当代社会和文化的认同，是因为科学文化的核心传统之中凝聚着人类对求真的共同信念，以及对于一种大写的善的共同意愿”(33)施云燕：《科学与政治的“协商”——评〈科学权威的矛盾性：科学咨询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科学与社会》2015年第4期。。科学学奠基人贝尔纳引述的由雷恩起草的皇家学会章程草案中的一段话今日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段话就是：“再没有什么比提倡有用的技术和科学更能促进这样圆满的政治的实现了。通过周密的考察，我们发现有用的技术和科学是文明社会和自由政体的基础。”(34)[英]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当然，由科学发展的二重性决定，科学对民主政治的影响并不总是积极正面的，科学发展及其应用带来的负面效应，对民主政治将会构成严重危害。科学不是万能的，如果科学成果被政治滥用，或任由科学的功能无限扩张，其后果必然造成集权主义的统治。正如卢卡奇等人所批判的，科学的理性主义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和足够的破坏力，它至少在理论上废黜了所有的存在价值。一旦使科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实践上就会动摇政治民主。

文章来源：科学文化评论 网址: http://kxwhpl.400nongye.com/lunwen/itemid-104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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